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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 散文——《史海鉤沉》

作者: 亞東     時間: 2021-06-23     點擊: 查詢中    分享到:

史海鉤沉              


法門寺位于陜西省寶雞市扶風縣城北10公里處的法門鎮,東距西安市110公里。該寺始建于東漢末年漢恒帝、漢靈帝年間,距今有1700年的歷史。相傳法門寺原名阿育王寺,是公元前3世紀,印度阿育王為弘揚佛法,將釋伽牟尼舍利分成84000份,分送世界各國建塔供奉,當時中國有19處佛骨舍利塔,法門寺是第五處。

佛教大規模傳入中國是在南北朝時期,距今約1500年,比法門寺晚了200年,可見法門寺在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有唐一代,佛教在中國大規模發展,到唐朝末年達到鼎盛。

據司馬光《資治通鑒》上說:唐“咸通14年(公元873年),上遣赦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群臣諫者甚眾,至有言憲宗迎佛骨駕者。上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輿、幡、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銹、珠翠。自京城至寺300里間,導以禁軍、兵杖、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亙數十里。儀衛之盛,過于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為彩樓及無遮,競為奢靡。”

這是大唐帝國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從法門寺大規模迎佛骨入長安。

又據《杜陽雜編》上說:“咸通1448日,佛骨被迎入長安城,唐懿宗親到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沾衣。”

上有所好,下必仿效之。

皇帝帶了頭,文武百官、百姓有的斷臂供佛,有的燒頭“爍頂”,富者還廣造彩樓,以水銀為池,金玉為樹,其豪華和狂熱達到極致。

記載較為詳細的《大唐咸通啟送岐陽真身志文》上說,咸通14224日,懿宗下詔令供奉官李奉建、高品彭延魯、庫家齊詢敬,左右街僧錄、清瀾、彥楚、首座僧澈、惟應、大師重謙、云顥、慧暉等同赴法門寺迎請佛祖真身舍利。當時鳳翔監軍使王景珣,觀察判官王充也一同前來護送。此次迎請佛骨,群臣諫阻的人很多。甚至有人說唐憲宗就是因為迎佛骨而晏駕的。但皇上說:只要在我的有生之年能見到佛指舍利,我就是死也沒有什么遺憾的!”于是下令廣造浮圖、寶帳、香輿、幡、蓋以迎奉佛骨,并且都以金玉、錦繡、珠翠作為裝飾。從京城到法門寺的300里間,車水馬龍,晝夜不斷。48日,佛骨迎至京城,即以御林軍作為儀仗隊,朝廷和私人的音樂班子競相施展手段,天地沸騰。而各種儀仗綿亙數十里,在長安城內的大街上,富貴人家在道路兩邊搭起高大的彩樓并舉行大型室外法事活動,競相表現其虔誠之心。懿宗皇帝親自到安福門禮拜、迎請佛指舍利,他激動得淚流滿面。當即賞賜參與法事的僧人以及京城內曾經見到迎奉佛骨盛況的耆老之人以金帛。隨后即將佛骨迎入宮中,三天后,請出佛骨在安國、崇化兩寺供養。宰相以下競相施舍金銀珠寶,不可勝數。其后遂以金銀為寶剎,以珠玉為寶帳香舁,用孔雀毛裝飾其寶剎,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為飛簾,花檻瓦木階砌之類,其上遍以金銀覆蓋。當時有的軍卒將左臂砍斷于佛前,以右手執之,一步一禮,血流滿地。又有僧人將艾放在頭頂上點燃,叫作煉頂。坊市之內的許多豪富之家,都組織僧人舉行盛大的佛事活動。也有用水銀做成大水池,用金銀珠玉做成樹木,并聚集僧徒,四處設立僧像,吹螺擊鈸,燈燭相繼,一片燈火輝煌。也有人用絲綢做成小車,人站在上面載歌載舞……

是年秋天,懿宗皇帝駕崩。唐懿宗李漼,唐朝第17位皇帝,在位14年,終年41歲。李漼是唐宣宗的長子,宣宗病死后,被宦官迎立為帝,改元“咸通”。死后葬于簡陵(今陜西富平境內),謚號昭圣恭惠孝皇帝。

唐懿宗執政時期,地方藩鎮與朝廷宦官、大臣互相勾結,形成了不同政治派別,相互傾軋,民不聊生。其中四個大的藩鎮割據勢力:盧龍節度使張允伸(轄幽、薊、檀、媯、涿、莫、瀛、平8州),成德節度使王紹懿、王景崇(轄鎮、冀、深、趙4州),魏博節度使何弘敬、何全皋,韓君雄(轄魏、博、貝、衛、澶、相6州),武寧節度使田牟、溫璋(轄徐、宿、濠3州),這四大勢力占去了唐王朝的半壁江山。

唐懿宗執政14年,先后更換了21位宰相,他本人不思治國,荒嬉國事,最終導致了公元859年裘甫在浙東起義,公元868年龐勛在桂林起義,為后來的黃巢起義拉開了推翻唐王朝的序幕。

終唐289年(公元618907年)有兩次大事件是導致王朝走向衰敗的重要原因,一次發生在唐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公元755762年),一次就是唐懿宗咸通年間(860——873年)大迎佛骨事件。前一次因帝王貪戀美色,從此君王不早朝,荒廢了國政,后一次因帝王好大喜功,耗空了國庫。

唐貞觀17年(公元643年),直言敢諫的魏征病死,唐太宗很難過,他流著眼淚對身邊的人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朕嘗保此三鑒,內防己過。”史書《戰國策》上也說:“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唐玄宗和唐懿宗兩代皇帝都沒有謹遵祖上教誨,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最終丟了江山導致亡國的悲劇。

后來,我在翻閱明末清初文人張岱所著《陶庵夢憶》“魯王”篇中看到這樣一段記載,說的是甲申之變(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魯王朱以海(1618年——1662年)由山東兗州逃至浙江臺州,明舊臣張國維、陳洪綬、張岱等迎魯王于紹興,文中講“劇完,饒戲十余出,(魯王)起駕轉席,后又進酒半斗,睿顏微酡,進輦,兩書堂官掖之,不能步。岱送至閭外,命書堂再傳旨曰:‘爺今日大喜,爺今日喜極!’君臣歡洽,脫略至此,真屬異數。”時逢大明亡國之際,身負國仇家恨的監國魯王朱以海,依然花天酒地,甚至還有心聽饒戲(地方戲江西弋陽腔之一支),正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難怪就連當時在場的臣子張岱都看不下去了,直呼“異數”。順治三年(1646年),清兵攻陷南京,魯王流亡海上,被雄據臺灣的鄭成功、政經父子供養多年,于康熙元年(1662年)44歲在金門病逝,結束了他12載流亡漂泊生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宮賦》)由此再次印證,一個王朝的覆滅并非天命,而是人禍。


(陜煤作協  亞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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